法式傢俱

　　□本報評論員 王付永
　　據《四川日報》報道，日前攀枝花已出台《關於推進依法治市、加快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》，要求建立“權力清單”、“收費清單”、“負面清單”三大清單制度，打造“行政權力進清單、清單之外無權力”的“有限政府”。
　　一個有限政府，就是要讓權力自覺地退守在居中的圓心上。但是，如何固守圓心，制定規矩使其治理範圍成為一個有序的方圓，考驗的是地方政府的善治能力和執政智慧。對每一項工程決策、對每一件民生事項，做還是不做，給出否定的答案更需要擔當。每一個“負面清單”背後，都凝結著對眾多“正面清單”清理的勤政汗水。
　　從很多腐敗案件的發生背景來看，很多都是由於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引起。政府的權力之手伸得過長，破壞了市場自身運行的規律，同時也戕害了政府的公信力。說到底，“清單管理”制度的精髓還是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。在傳統管理模式下，不僅無形中擴大了政府的權力，也給政府權力運行帶來了額外的負擔。做得太多，有越位嫌疑，不做，則又受到不為的批評。政府行為的進退失據往往和對權力行使界定失之於寬、失之於泛不無關係；從另外的角度看，企業投資往往跟著政府的產業指導目錄和產業優惠目錄“指揮棒”走，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難以充分發揮。負面清單管理則擴大了社會投資領域，不能幹的事情就那幾件，更多的是能幹的事情，這種管理模式倒逼政府轉變管理方式，加強自我約束。這是從根本上和制度上實現簡政放權。
　　這體現在市場機制尚未完善時，政府該進則進；待社會力量發育成熟時，宜退則退。“進退有序”的過程中，地方政府尤其要處理好“慣性行為”與擇機“主動退出”的關係，把握好權力半徑的輻射範圍。比如，經濟行為也要由直接介入經濟事務，轉向提供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，進而增強經濟社會的發展活力。打造有限政府的“清單模式”，並不是政府要做甩手掌柜，而是要求政府在“事前管理”上做好充分的功課，這將倒逼政府要以更大的魄力推進自身改革。這並非是簡單做甩手“掌柜”，而是要做好服務，要當好後勤“保障官”。就像在本例中的攀枝花政府一樣，建立“清單模式”，就要加大對諸如土地征收、房屋拆遷、重大工程、敏感建設項目以及涉及民生重大政策改革的風險評估力度，逐步實現評估內容和領域的全覆蓋，探索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指標體系，加強評估流程監管，擴大社會參與程度，提升社會矛盾源頭治理能力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做到政府放心地放手讓企業與社會組織發揮作用。否則，就像在一些國家出現的有限政府面臨的陷阱一樣，雖然有了權力的“負面清單”，政府退出了，但民間的力量卻未跟上，出現了治理真空。有限政府更是有為政府，一個“有限”的政府，要充分調動社會和市場的力量；一個“有為”的政府，要履行好政府職責，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。“清單模式”不能成為一個時髦的形式甚至抽象的概念。“權力清單”制度是政府自我改革創新之舉。清單制定後，更重要的是要看落實，要看監督措施能否跟上。事前的調研與論證、清單的制定與梳理、事後的考核與評估，都需要強有力的社會監督環節的配套。缺乏監督的“權力清單”和缺乏權力清單沒有什麼不同，甚至會產生負面影響。
　　（原標題：從“清單模式”看打造有限政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