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本報評論員 王付永
  據《四川日報》報道,日前攀枝花已出台《關於推進依法治市、加快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》,要求建立“權力清單”、“收費清單”、“負面清單”三大清單制度,打造“行政權力進清單、清單之外無權力”的“有限政府”。
  一個有限政府,就是要讓權力自覺地退守在居中的圓心上。但是,如何固守圓心,制定規矩使其治理範圍成為一個有序的方圓,考驗的是地方政府的善治能力和執政智慧。對每一項工程決策、對每一件民生事項,做還是不做,給出否定的答案更需要擔當。每一個“負面清單”背後,都凝結著對眾多“正面清單”清理的勤政汗水。
  從很多腐敗案件的發生背景來看,很多都是由於沒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引起。政府的權力之手伸得過長,破壞了市場自身運行的規律,同時也戕害了政府的公信力。說到底,“清單管理”制度的精髓還是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。在傳統管理模式下,不僅無形中擴大了政府的權力,也給政府權力運行帶來了額外的負擔。做得太多,有越位嫌疑,不做,則又受到不為的批評。政府行為的進退失據往往和對權力行使界定失之於寬、失之於泛不無關係;從另外的角度看,企業投資往往跟著政府的產業指導目錄和產業優惠目錄“指揮棒”走,市場的基礎性作用難以充分發揮。負面清單管理則擴大了社會投資領域,不能幹的事情就那幾件,更多的是能幹的事情,這種管理模式倒逼政府轉變管理方式,加強自我約束。這是從根本上和制度上實現簡政放權。
  這體現在市場機制尚未完善時,政府該進則進;待社會力量發育成熟時,宜退則退。“進退有序”的過程中,地方政府尤其要處理好“慣性行為”與擇機“主動退出”的關係,把握好權力半徑的輻射範圍。比如,經濟行為也要由直接介入經濟事務,轉向提供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,進而增強經濟社會的發展活力。打造有限政府的“清單模式”,並不是政府要做甩手掌柜,而是要求政府在“事前管理”上做好充分的功課,這將倒逼政府要以更大的魄力推進自身改革。這並非是簡單做甩手“掌柜”,而是要做好服務,要當好後勤“保障官”。就像在本例中的攀枝花政府一樣,建立“清單模式”,就要加大對諸如土地征收、房屋拆遷、重大工程、敏感建設項目以及涉及民生重大政策改革的風險評估力度,逐步實現評估內容和領域的全覆蓋,探索建立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指標體系,加強評估流程監管,擴大社會參與程度,提升社會矛盾源頭治理能力。只有這樣,才能做到政府放心地放手讓企業與社會組織發揮作用。否則,就像在一些國家出現的有限政府面臨的陷阱一樣,雖然有了權力的“負面清單”,政府退出了,但民間的力量卻未跟上,出現了治理真空。有限政府更是有為政府,一個“有限”的政府,要充分調動社會和市場的力量;一個“有為”的政府,要履行好政府職責,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。“清單模式”不能成為一個時髦的形式甚至抽象的概念。“權力清單”制度是政府自我改革創新之舉。清單制定後,更重要的是要看落實,要看監督措施能否跟上。事前的調研與論證、清單的制定與梳理、事後的考核與評估,都需要強有力的社會監督環節的配套。缺乏監督的“權力清單”和缺乏權力清單沒有什麼不同,甚至會產生負面影響。
  (原標題:從“清單模式”看打造有限政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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